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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31年1月到9月，经过8个多月的双向持续努力，中央苏区的无线电台终于实现了与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电台互联互通。
1931年1月，中共中央决定，在赣南闽西根据地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局，周恩来任书记。为打通中央与苏区中央局的联络通道，1931年2月，中央派曾三、伍云甫、涂作潮三位党早期培养的无线电技术业务人员前往中央苏区。他们途经香港、广东汕头、福建三河坝，走了一个多月，于1931年3月辗转进入苏区，在江西宁都青塘找到了红一方面军。
这时红一方面军已建立无线电通信队，正在开办首期无线电培训班。曾三、伍云甫、涂作潮到达苏区后，一方面积极参与无线电通信队的培训工作，一方面按照临行前强记的联络波长、暗号和时间，开始尝试与上海党中央进行无线电联络。
但是一方面因为根据地的电台功率太小，另一方面因为继1930年12月发生“上海福利电器公司工厂”事件后，1931年4月底又发生了顾顺章叛变事件，上海电台的生存危险加大、工作环境更加恶劣，电台工作受到严重影响。
顾顺章曾长期担任特科负责人，对大部分电台人员比较熟悉。特科通讯科长李强与顾顺章一直联系较多，一起研制过炸药、护送过鲍罗廷，为了安全起见，中央决定派李强到苏联学习。宋侃夫、王子纲、蔡威等以前来往上海，都是顾顺章安排接头，彼此情况也很熟悉，加之中央亟须与鄂豫皖根据地建立无线电联系，于是决定派他们分批前往鄂豫皖苏区。在此前后，中央还相继把翁瑛、杨兰史、罗若遐等十多名无线电人员转移到中央苏区。
考虑到毛齐华是上海人，环境熟悉，便于隐蔽，加之他在莫斯科受过专业训练，技术全面，中央决定由他继续驻守上海电台。
但由于顾顺章对我党秘密战线非常熟悉，叛变后采取“假装革命、底层渗透、跟踪盯梢、逐步收网”的策略，用打入特科红队、渗入地下交通等方法，给我党在上海的地下工作带来持续破坏。党中央在上海的电台从四个压缩为两个，还被迫多次搬迁，很不稳定。因此，中央苏区与上海党中央的无线电联系一直未能实现。
1931年6月，第二次反“围剿”战斗中，红一方面军在消灭公秉藩部的战斗中缴获了一部100瓦功率的大型电台。无线电大队成立后，就把这部电台留在后方，加强与中央的远距离沟通。那段时间，为了联系中央，刘寅等同志日夜守听了两个多月。
1931年9月，中秋节前后的一个夜晚，电台驻扎在赣县、兴国和万安交界处的一个小山村，正在值班的刘寅透过沙沙的杂音锁定了一个信号，并用密码与之呼应，但对方非常警觉，不予应答。见此状况，刘寅急忙叫醒已经休息的王诤、曾三，由曾三上机应答。曾三一上手，很快就得到了对方的回应，并开始积极互动。
后来，刘寅问曾三：“为什么我按你们带来的呼号一次次呼应，对方总不回答，你一上机呼叫，对方就马上回应了呢？”曾三这才自豪地告诉刘寅：“嗨嗨，对方上机的是我的那口子何世英。因她不熟悉你的指法，所以才迟迟未敢回应。”刘寅这才恍然大悟，庆幸自己当时捕捉到信息后，及时叫醒了王诤和曾三。
那天，曾三上机与何世英联络后，用“豪码”给中央发了一份秘密电报。这份电报的上海方面译码人是周恩来和邓颖超；苏区译码人为任弼时。内容是：“任弼时安全到达。”
这是中央苏区与上海党中央的第一次通报，标志着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与在江西的苏区中央局实现了远程无线电联络。从此，在中共中央和苏区之间架起了一座空中桥梁，为后来周恩来等一大批中央领导陆续到达中央苏区奠定了沟通基础。
后来，这部100瓦电台成为苏区中央局的专用电台，在红军编制序列中被称为无线电第一分队，专门负责与中央的联络。刘寅任台长，曾三担任政委。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叶坪村开幕。大会宣布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成立，毛泽东任主席，项英、张国焘任副主席；同时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朱德任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任副主席，临时中央政府设在瑞金。至此，中央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开始统辖和领导全国苏维埃各区域的斗争。红军的无线电事业也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的新时期。
无线电大队变为军委无线电总队
中央红军总部无线电大队队长王诤被推选为大会代表，代表1000多名通信战士出席大会。在此次大会筹备期间，王诤他们加强新闻抄收工作，并翻译、编辑为《参考消息》，油印后发给大会代表参考，得到了一致好评。延续至今的《参考消息》因此得名。与此同时，他们还利用100瓦电台开辟了定时新闻播报，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文字新闻广播电台就此宣告诞生。
1931年12月14日，第三次反“围剿”后被蒋介石留在宁都驻守的国民党26路军，在赵博义、董振堂等人的组织领导下发动宁都起义。40名无线电通信人员带着8部电台参加红军，使中央红军的通信人员和设备翻了一番，中央红军的电台由6部增加到14部。除无线电大队直属电台外，还设立了9个分队、1个侦察台、1个联络上海中共中央的专用台。
为了统一领导无线电事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成立无线电总队，任命王诤为无线电总队队长。
军委通信材料厂在实干中成长
第二次反“围剿”胜利后，红一方面军缴获的无线电台和通信器材迅速增加。一天，王诤对涂作潮说：“红军现在的收发报机不少了，有的需要修理，有的需要改装，我看你在后方搞这一块工作吧。”涂作潮同意后，就组织几个机务人员在瑞金后方专门进行无线电台、充（发）电机等器材的维修工作。
1931年夏天，由于太阳黑子活动频繁，红军缴获的国民党军特别是杂牌军的自制电台受到十分明显的干扰，很多在工作波长内不能工作。参谋处郭化若、左权指示无线电大队进行改装。王诤又把这项工作交给涂作潮。涂作潮就把那些电台统一改装为“哈特莱”式，增设了40～70米间的波长，既可以利用国民党新闻台的公开波长进行校正，又和上海特科的电台使用统一频段；既方便了我方联系，又避开了与敌人电台的同频干扰，还避免了被侦听的危险。
同年11月25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设立通信材料处，涂作潮任主任，红军有了第一个通信器材的领导和维修机构。1932年4月13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在材料处的基础上组建军委通信材料厂，其建制隶属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军工局，任命涂作潮兼任厂长。红色通信制造业从此起步。
无线电培训队扩为红军通信学校
1931年9月，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央苏区维持了一年多相对稳定的环境。这时，党的事业对无线电装备和无线电人员的需求大量增加。无线电大队根据需求，1931年12月下旬建议，将无线电培训班从无线电大队中分离出来，单独开办学校，专门进行教育培训工作，以提高培训质量，得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批准。1932年1月，无线电总队将已经在福建长汀开办了两个月的第四期培训班转移到瑞金的金洋溪村办学，并以此为基础正式组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无线电学校。刘光甫任校长、杨兰史任政委。
学校组建后，设置了专职教员，编写了训练教材，建立了比较正规的教学制度。学校沿用无线电培训班的期数，也叫第四期，学员编为一个排，钟夫翔为学员排长。紧接着又招收了一期学员。
由于金洋溪村的中央直属单位比较多、住房紧张，加之学校准备增加司号专业，担心数十把军号吹起来影响其他单位的工作，学校亟须另选地方扩大规模。
那天，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贺昌正在和王诤、刘光甫、杨兰史商量学校选址的问题，赶上了邓小平路过这里。
邓小平一看他们几人围坐在一起，就说：“你们正在开会吧？那我们走。”贺昌急忙说：“小平别走，有事请教。军委想办一所通信学校，这里太小。你是京官，也是这里的父母官，你看到哪里办最好？”邓小平看了一下和他一起来的瑞金合龙区苏维埃主席朱开栓说：“合龙区所在地坪山岗村还可以，我们红7军第55团在那里住过，去年我去看过他们，还喝了坪山岗的水酒呢。”他顿了下接着说：“不过那是朱主席的地盘，不知朱主席是否答应？”朱开栓连忙说：“欢迎欢迎，哪有不答应之理。”就这样无线电学校迁到了坪山岗并正式命名为红军通信学校。
红军通信学校迁址后，由原来只有无线电一个专业，发展成无线电、有线电、司号和旗语4个科。从1931年2月到1934年10月，红军通信学校培养了无线电报务、机务和有线电话、司号、旗语等各类通信人员2100余人。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成立，中央苏区形成。1931年12月，中共中央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到达中央苏区。1932年3月，中共中央临时中央总负责人博古到达中央苏区，瑞金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
1934年1月，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之后，根据中央的决定，中革军委机关进行整顿扩编，成立了一、二、三、四局。原无线电总队从事侦收工作的人员和电台与军委侦察科合并组成二局。三局（通信联络局）负责包括无线、有线及简易信号通信在内的通信联络工作。王诤为三局局长，伍云甫为副局长，翁英、伍云甫先后任政委。
三局下设组织通信联络、有线电与简易通信、通信器材保障和通信训练4个科。直属单位有：各无线电队、通信材料厂、红军通信学校、电话总队。据统计，此时中央红军的通信实力达到：军委三局33人、无线电营344人，电话队151人，通信队91人，通信教导队425人，总计1044人。无线电台总数达到36个。
从此，中央军委三局就肩负起了统领中国共产党党政军通信联络事业的重任。瑞金成了全党、全军和各根据地的信息中心。
曾三（1906-1990），湖南益阳人。1924年入团，1925年入党。1930年到上海中央特科学习无线电技术，11月张沈川等被捕后，担任中央秘密电台报务员。1931年到中央苏区，担任苏区中央局电台政委、台长，后兼任红军通信学校政委。1931年9月，完成苏区与中央的第一次电报联系。长征到达陕北后，任红军联络处电台台长，负责友军联络工作。“西安事变”谈判期间，任西安红军联络处电台台长。1937年返回延安后，任军委三局副局长。“七七事变”后，任中央敌区工委秘书处处长。后到西柏坡任中央秘书处工作处处长。1948年12月，毛主席给筹备中的《人民邮电》报题写的报头，就是由他呈请毛主席题写的。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中央秘书局局长、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档案局局长。
刘寅（1910- 1985），江西南昌安义县人。1930年初，借读于国民党军第十八师第五分队通信兵团，学习无线电技术。1930年12月，在龙冈战斗中被俘后，自愿参加红军。1931年1月，参加红军第一部电台组建工作，先后担任红一方面军总部电台报务员兼无线电训练班教员；11月，担任无线电总队报务主任。1932年，任红军无线电队第一分队队长。参加历次反“围剿”和长征。1934年12月，任红一方面军无线电第六分队队长。1935年10月，调红四方面军通信学校任教员。1936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随西路军到甘肃；5月，到迪化主办无线电训练班兼俱乐部主任。抗日战争时期，任延安总部无线电通信分队队长，军委三局秘书长、副局长。进驻北京后，任军委电信总局副局长。新中国成立后，任邮电部党组成员兼中国电信工会主席、中国邮电工会全国委员会主席。历任军委通信部副部长兼军邮局局长、电信工业局局长，一、二、三机部副部长，四机部常务副部长、党组副书记等职。
涂作潮（1903-1984），湖南长沙人。1921年参加进步组织湖南劳工会。1924年在上海参加工人运动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五卅运动”后，由党组织派遣到苏联东方大学学习，1928年根据组织安排到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29年10月，奉命前往“共产国际远东支队”和“契卡”电台任实习机务员；年底回到上海，从事秘密电台工作。后到中央苏区任红军第一个通信器材厂首任厂长。红军长征后，辗转来到上海从事地下电台技术工作。李白刚到上海时，担任李白的无线电师傅。李白被捕后，撤出上海，先后到新四军总部和延安三局工作，曾任延安通信材料厂厂长。解放后，到上海接管企业，担任两家企业的军代表。后因直言“惹祸”，受到不公平待遇。后在周恩来的关心下调到北京第四机械工业部休养。“文革”期间，他坚持秉公直言，与“四人帮”坚决斗争。落实政策后，他积极参与回忆整理党史、军史、通信史和隐蔽战线的大量珍贵史料。1984年12月31日在北京病逝。
刘光甫，浙江杭州人。1904年出生，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1924年春，同杨翰一起到三边参加杨虎城的部队；1924年秋，任安边军事教导队教育主任。1927年，在冯玉祥部无线电管理处任科长。1931年，在26路军电台任工程师。宁都暴动中起义参加了红军。1932年1月至1934年任中央军委无线电学校校长。新中国成立后在总参三部工作，后病逝。
杨兰史（1907-1938），广东大埔县人。早年留学英国，1927年参加革命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东江、闽西从事革命活动。1931年，被选派到中央特科学习无线电技术，到中央苏区后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政治部科员。1932年1月，任中国革命军事委员会无线电学校政治委员。1933年调任红军第一步兵学校政治部任宣传科科长、政治部秘书长。长征到达陕北后，任抗日军政大学训练部政治部教育科科长。虽长期患有肺病，但仍然坚持工作。1938年10月17日病逝。逝世后，朱德主持追悼会，毛主席亲笔题写挽联：“哀悼我们教育战线上的勇士，杨兰史同志永远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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